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:“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,廉洁修身、廉洁齐家。”
家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。儒家文化讲究“诗礼传家”。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来说,“修身齐家平天下”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。包括寻常百姓,也同样持守这样的治家信条。
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“赶考”的峥嵘岁月里,那些优良醇厚的家风也一直为人称颂。这里我们分享三则廉洁小故事,一起领略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家教与廉洁风采。
01
周恩来“十条家规”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百废待兴,不少故乡亲友给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写信,要求进京做事,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。周恩来十分反感这种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,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。为此,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,并定下了著名的“十条家规”:一、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,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;二、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;三、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,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,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;四、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,不得用招待券;五、不许请客送礼;六、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;七、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,不要别人代办;八、生活要艰苦朴素;九、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,不要炫耀自己;十、不谋私利,不搞特殊化。
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,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。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,是专门培养烈士、高级干部子女的。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,而是让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,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、填写表格,还是同学交往,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。后来,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,1961年结婚,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难题,把他爱人从江苏淮安调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。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: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,中央调整国民经济,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,国务院也正在下放、压缩人员,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,不带头执行?”邓颖超也从一边给侄儿、侄媳做工作:“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,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。”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说服下,侄儿、侄媳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。周恩来说过,我自己没有孩子,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。
02
罗荣桓:生活不要特殊化
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,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,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、身份变了,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,搞特殊化。
在生活中,罗荣桓常常通过一些身体力行的细节来教育子女。1947年7月,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,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。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,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。
一次,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,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,就跟他说:“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?你家住楼上,我们住楼下。欢迎吗?”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。但没过两天,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。罗荣桓对家人说:“住的房子大小,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,但我们是党的干部,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,不能官越做越大,住的楼越来越高。”罗荣桓还说:“生活不要特殊化,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,讲究吃穿,贪图享受,就要变坏的。”
1963年12月16日,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:“我死以后,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,搬到一楼的房子去,不要特殊。”他还交代子女说:“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,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。爸爸就留一句话: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,永远干革命。”罗荣桓没有什么遗产留给子女,但是给子女甚至全党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。
03
陈云:不能给自己盖房子
陈云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市北长街上,房子受到地震影响出现了开裂,被定作危房。当时计划翻修一下,设计和预算都已到位,但在最后时刻,陈云告诉身边人:“这件事不能做,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。”最终,工作人员用铁管子在陈云办公室搭起一个防地震的架子,上面铺着厚木板。陈云就在这个“铁框框”里坚持办公,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搬至中南海。
同时,陈云也严格要求家人、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,要他们“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,不搞特殊化”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,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。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,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,没搭过一次车。陈云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家风可见一斑。
以史为鉴,领导干部要加强作风建设,维护党的形象,必须高度重视家风建设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领导干部的家风,不是个人小事、家庭私事,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。因此,加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,营造清正廉洁的优良家风势在必行。
来源 | 广西民政微信公众号